“以斗争求和平，则和平存；以妥协求和平，则和平亡。”

红军上层的那几位领导，非常明白这一点。现在的对峙只是因为后方的重武器还在运来的路上。红军还需要时间熟悉战场环境，布置火炮阵地，以及准备好狙击手，位于上海附近的前线机场也在建设和准备中。

在双方对峙线后方的建筑里，超过两百名的狙击手，扛着狙击枪，正带着助手进入各处制高点潜伏。

这些狙击手使用的武器，是清一色的用13毫米口径的反坦克枪改造而来的重型狙击步枪。由于八倍数的狙击瞄准镜无法量产，所以该枪配的是四倍数的蔡司瞄准镜。该枪威力巨大，但后座力也巨大，并不是太适合东方人使用。为了抑制该枪巨大的后座力，德国针对东方人的体质进行了专门反后座力设计，以适合东方人较弱的体质，唯一的问题就是造成该枪重量大增，全枪加上支架的重量，总重超过二十公斤。不过在城市里进行定点狙击作战时，这点重量并不是问题。

红军上层对上海之战非常地重视，从一开始就将各部队中的“神枪队”大部分集中到了上海，准备用大规模的狙击作战压制守军，为快速拿下上海提供最有力的支援。

对于进入上海后可能发生的事情，红军上下都已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军事准备，并制定了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的预案。无论是坦克还是狙击手，都不过是这些准备中的一部分。布置在更后方的重火炮，同样也是租界里的战斗准备的。只是无论是林汉还是红军上层，不到万不得已，都不想轻易地在这里使用重炮。

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，租界里也有许多重要的工厂和建筑，令其毁于战火实在太可惜了——当然，日租界是例外，从一开始无论是林汉还红军上层，都认定是不可能和平解决日租界的问题。现场准备的一堆武器，主要的针对对象就是日本。

从一开始开战时，红军和林汉都认定，1935年时，中日之间一定会爆发战争。当红军在闸北火站车和万国商团对峙的时候，一份无线电报正刚刚被送到林汉的手中，他们送来了两条坏消息。

这是德国人送来的紧急电报，第一条消息，昨夜位于台湾的第三舰队的一批军舰突然离港，去向不明。

第二条消息时，为入侵上海而准备的四千名日本军队，已于今天早上八点整，在长长崎市登船离岸，同样也是“去向不明”。

就算用屁股去想，傻子都能猜出这些船的目的地是哪里。

这份紧急军情，不光是林汉拿到了一份，远在武汉总部的红军高层，以及指挥上海战役的林帅，他也收到了一份。

“真正的恶战，才开始啊！”

看着这份电报，林汉已经明白，想要“和平解决”租界问题的最后一份可能，已经被这份情报抹掉了。从德国传来的消息，来自英国本土的议会大讨论上，英国议会仍然“正在讨论”中国的问题，但是汉娜的意见是，这很可能是英国政府放出来的“拖延烟雾弹”，私底下英国人一定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，准备借助日本人之手解决中国南方的问题。

林汉也认同汉娜的看法，中国南方的形势，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英国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失去了。短短的半个月内，英国人在长江下游的势区范围，丢得只剩下上海这么一个小角，对他们来说，情况再糟糕，还能再糟糕到哪儿去？

比起完全失去中国，引日本人进中国，对英国人来说，现在看来也不再是什么糟糕的选择了。

对峙中的闸北火车站前，几辆挂着外交使馆的牌照，飘扬着英、法、美、日四国的旗帜的小轿车，已开到了火车站前，然后从上面下来了数位衣冠楚楚、手持文明棍的西洋和东洋“绅士”，开始和对峙前线的红军进行外交交涉。

看着对面不断增加的兵力，以及出现在远处的坦克，驻沪英军司令柴克雷准将和大英帝国的驻上海总领事，布兰·约翰爵士，现在的脸色都越来越不好看。

早在三天前，他们都接到伦敦唐宁街的指示，尽可能地和红军谈判，通过外交手段，拖延他们进入上海的时间，增援部队已经在路上。

“工党的那帮卖国贼终于肯强硬起来了吗？”

在欣喜之余，贾德干大使甚至不惜屈尊乘飞机直飞武汉，亲自上门找到红军最高领导人要求谈判，大放外交烟雾。知道大英帝国鸟德性的红军上层，一方面热情地接待贾德干大使和他进行谈判，另一方面却命令长江两岸的红军加速向上海进军。

林汉不惜多掏钱大洒银弹，也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这种最糟糕的情况，目的是为了能更快的解决上海问题。时间对现在的红军来说是极宝贵的，哪怕能多争取一天的时间也是好的。

幸运的是，红军前面的对手是“猪”一般对手，南京国民政府的崩溃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力之外。红军比计划中更早地进入了上海，现在还有较多的时间进行决战前的准备。

当各国代表在闸北火车站联系红军，进行虚情假意地拖延时间的谈判时，租界区里的两位英国人正为眼前的局势而极度地不安。

“柴克雷将军，进入上海的布尔什维克份子越来越多了。他们现在连坦克都有了，您看……我们是不是应该退回租界比较合适？”